在中国,高楼不仅是财富和实力的象征,它还被赋予了(保险公估人)和意识形态的身份;它不仅是一栋建筑,它还承载着日渐膨胀的人心;它不仅由钢筋水泥浇灌,也搅拌进了权力、野心与纠葛不清的利益。南都周刊.渐膨胀的人心;它不仅由钢筋水泥浇灌,也搅拌进了权力、野心与纠葛不清的利益。异化的高楼竞赛在西方,大城市的摩天楼不少是公司总部的所在,代表资本的力量;而在中国,城市地标的高楼更像是政府的彪炳功绩。南都周刊记者_黄修毅洪鹄南京上海报道"建好这个楼我才知道,上海的今天不是南京的明天。"开车经过年底落成的南京绿地广场紫峰大厦,眼看着这栋"世界第七高"在后视镜里渐渐拉长,大厦的业主之一,南京国资集团总经理王海涛发出这句感叹。他的话既有欣慰,又有不甘。素以"全国五大都市"自恃的南京,总算有了拉近北上广的高度。但从之前的南京第一高德基广场(二期)的280米呼地拔高到紫峰大厦的450米,城市垂直扩张的速度,又不甘心步浦东陆家嘴的后尘。紫峰大厦采用螺旋结构,对建筑稍微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它脱胎自"美国第一高"芝加哥西尔斯大厦。西尔斯大厦兴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摩天楼热潮,它把芝加哥这座地理上位于美国心脏的城市拔高到443米,迅即打破了一年前(1973年)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创下的"世界第一高"纪录,让林立的曼哈顿摩天楼群,在芝加哥面前要收敛起它睥睨天下的神色。说起来,芝加哥才是摩天楼的摇篮。这个从1871年的一场大火中重生的城市,出于后怕摒弃了传统建筑材料石与木,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用铁与血炼就了一副新的城市骨架。1885年建成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大厦,是世界上第一座采用钢框架的高层建筑。其在当时引起的震动,就像1871年的大火起因一样让人恍若梦中。有人说是一场陨石雨再造了这个"垂直城市",也有人说是一头奶牛踢翻了草棚里的一盏油灯。但惯性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全球第一栋超两百米的摩天楼,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厦的建成,距今已有一百年。世贸双塔的废墟Groud Zero,在人们心里留下的阴影尚未驱散,摩天楼却在中国逆势拔起。武汉长江中心606米,大连绿地中心518米,苏州国际金融中心450米…当富得冒油的迪拜把哈利法塔(原名迪拜塔)高度的秘密憋了五年,九州在建的摩天楼,却一个个事先张扬了"冲击纪录"的欲望。那架势,直让四十五年前正对着纽约帝国大厦,从窗口伸出8mm摄像机挺过八小时的安迪·沃霍尔,也要感到羞赧。"要持续多久?""跟你的生命一样长。"那部讽刺现代商业社会的先锋电影的台词,好像正为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现实配音。"这是一个建筑师的好时代。过去在西方,一个建筑师毕其一生,顶多能参与两到三个摩天楼项目;如今在中国,一个建筑师每十年做两到三个摩天楼,也不稀奇。"SOM建筑设计所诞生于芝加哥铁血重建的年代,其中国区总监周学望(Silas Chiow)如此断言。"从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我们在东北、东南、西南建成的超高层就有10幢。像这样短时间、高密度地建造摩天楼,全球只有我们一家。"绿地集团副总裁许敬自信满满。摩天楼的(保险公估人)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上海浦东相继兴建的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是国内第一轮摩天楼热潮的代表性案例。"1990年代,上海想要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金融中心,政府意识到必须去吸引资本,所以必须建摩天楼。这是一种形象战术。"据柏林城市规划师克里斯蒂安·哈杰回忆,早在民主德国时代,一位在东柏林参观的上海市长,就曾提出看看市中心高层板楼的要求。眼下,"形象战术"的思维在二三线城市形成了跟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自1990年代开始,参与了国内近半数2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项目。据其市场经营部经理陈永佳介绍,二三线城市的摩天楼项目激增,就是在这两年里起的波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陆家嘴为代表兴起的第一轮国内摩天楼热中,多由政府直接接洽摩天楼的建设。时到如今,由政府立项,地产开发商投建摩天楼项目的模式,渐成主流。周学望把中国的新一波的摩天楼热潮比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新泽西州的城市陆续建起了一些超高层,来争夺纽约的市场。"纽约有其自身的问题,它一方面希望持续地提升基础设施水准,来吸引人才和资金;但由于高税率等原因,它又很难阻止部分资源分流到周边城市的新兴CBD区。因为那里租赁价格更低,再加上税费优惠等,对入驻摩天楼的公司来说可以降低运营成本。"这也导致经济景气时,曼哈顿的办公楼也有20%左右的空置率。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政府是兴建摩天楼的主要推动者。摩天楼作为城市地标,被视为向投资者注入当地经济发展的强心剂。但周学望还是指出了这一轮摩天楼热潮和三四十年前美国境况的不同:美国城市的摩天楼,不少是公司总部的所在,代表着资本的力量。"而在中国,城市地标更像是政府的彪炳功绩。"周学望所在的SOM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入中国以来,承担了上海金茂大厦、南京紫峰大厦等项目。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常要花不少时间来降低他们对摩天楼高度的预期。据周介绍,目前在建的天津滨海新区CBD项目,当地政府提出要造600米高,好说歹说才接受了450米的方案。而在南昌绿地中心的项目中,因为政府对楼高的预期从150米提升到250米,投资方绿地集团才再次找到了SOM,因为他们是迪拜塔的设计方。对大楼高度的偏执,在周学望看来,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官员都有其任期,在任期之内他们希望能够显示政绩,而在硬件建设方面的政绩又最显著"。这一论调也得到了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匡晓明所长的认同,"现在比GDP已经不兴了,民生又不容易量化,还有什么比搞摩天楼更显眼的吗?"南京紫峰大厦于渐膨胀的人心;它不仅由钢筋水泥浇灌,也搅拌进了权力、野心与纠葛不清的利益。世界第七高楼出炉记南京紫峰大厦的设计由SOM建筑设计所承担,图为SOM中国区总监周学望。摄影_肖南450米的南京紫峰大厦,原计划是成为"第一高楼",2005年破土时变成世界第五,等到2010年12月开业,排名又掉了两位,滑落为"天下第七"。如果把国内所有建设及设计中的超高层全部纳入,现在紫峰能否保住全国前十都成了问题。南都周刊记者_洪鹄黄修毅实习生雷顺莉南京、上海报道5年前,25岁的姚思源从古城南京出发,前往大洋彼岸的芝加哥读博士。芝加哥,摩天大楼的故乡。姚思源曾在密歇根湖上乘船赞叹过高楼林立的繁华夜景,也在443米高的西尔斯大厦前比画着V字手势留下身影。相比芝加哥高耸入云的天际线,他的故乡南京,天空显得低矮而无争。姚思源记得从南京大学化学楼的教室窗户望出去,北京西路上除了脉脉相连的高大梧桐几无遮挡,平和的视野一直蔓延到鼓楼广场。如今,姚思源不可思议地看着紫峰大厦,后者以450米的高度俯视他,顺带也俯视了西尔斯大厦。在姚思源读博的五年间,西尔斯从坐镇了30年之久的世界第一高楼宝座上跌落下来,先是被台北101超过,然后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再后来是迪拜哈利法塔,姚思源没想到,到了2010年,连南京都可以高出芝加哥一截。448米高的紫金山曾经一直是这座温和城市的制高点,而今紫峰将它悄然替换。在人类建筑史发展到2011年的今天,450米这个数字早已不再令人惊叹。828米的哈利法塔之外,科威特人1001米新的摩天大厦正拔地而起,似乎真的要实现通天塔的梦想。但在8年前,紫峰大厦作为一个设想诞生之初,它曾有过称雄世界的念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提出,进入了新世纪,希望南京能出现一个表现时代特征的伟大作品。伟大作品的梦想最终落定为建一座摩天大厦。六朝古都的南京,在各个时期都留下了辉煌的建筑。王海涛,国资集团总经理、后来紫峰大厦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向南都周刊记者历数:明代有大报恩寺、中华门,民国时期有总统府和中山陵,建国后的南京长江大桥,改革开放后1983年建成的金陵饭店也以37层、104米的高度成为了当时中国第一高。这条骄傲的建筑作品长廊在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戛然止步。而与此同时,320公里外的上海正在用包括建筑语言在内的所有方式表达着"世界,请注意我"。1999年,420米高的金茂大厦在浦东崛起,成为了上海的新地标,并大力刷新了中国摩天大楼的高度。当时的南京市长蒋宏坤提出,南京的地标也应当由建筑来改写。王海涛记得,从一开始就设立了高度要超过金茂的标准。到后来著名的SOM建筑事务所参与设计,定下的最终方案是450米,超过了老牌世界之巅西尔斯大厦。合作"第一高楼"的选址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开始,南京市政府选定的是长江路9号邓府巷地块,此地属于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商圈,紧邻当时已在开发的酒吧街1912,就人气而论毫无问题。但后来,确定了要建在(保险公估人)意义上更为中心的鼓楼A1A2地块。铺开南京地图,鼓楼广场处于市区的心脏位置。中山路、中山北路、中央路、北京西路、北京东路五线交汇,环抱着鼓楼公园。A1A2地块位于鼓楼广场西北角。王海涛告诉记者:"这个地方是南京行政轴线和商业轴线交汇处。南北两端新街口、山西路两个商圈连成轴线,东西两边紧挨着鸡鸣寺旁的南京市政府和北京西路上的江苏省政府。"中心地位一目了然。而且鼓楼也是南京市区海拔的制高点,"比新街口高出了10米有余。"王海涛所在的南京国资集团成立于2002年,以代表政府有效整合、管理国有资产为主要职能,强调"发挥导向作用"的同时努力让资产增值,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第一高楼"地点确立后,南京国资集团以单一竞拍的方式拿到了鼓楼A1A2地块,当时的地价是1.1万元/平方米,总价2.7亿元,是当年的地王。渐膨胀的人心;它不仅由钢筋水泥浇灌,也搅拌进了权力、野心与纠葛不清的利益。盖现代摩天楼,恰恰说明你不现代盖摩天楼的理由已经越来越空洞了。在中国,它不仅仅是追求现代性的表现,也表达了一种对于政绩和面子的欲望。南都周刊记者_胡雯雯摄影_桑田一股偏离现代性的冲动南都周刊:中国许多城市近年争先恐后地上马了诸多摩天高楼项目,据说在建或计划兴建的超过300米的摩天楼有几十座,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冯果川:首先我们得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高楼?摩天楼竞赛是一种游戏,而且它肯定不是中国的产物。中国以前一直是个皇帝制的国家,是一个等级社会,房子是按等级和制式来建造的,人们没有通过建筑去竞赛的意识。而且,中国式的建筑并不追求高,而是追求水平感。在学建筑的人看来,高楼跟中世纪的教堂有关系。那时欧洲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竞赛,大家争相建造更高更大的教堂。像一些比较出名的教堂,比如科隆大教堂、乌尔姆大教堂,都是非常高的,能达到一百六十多米。而且这些高楼完全不是实用性的,它们的尖顶既不能使用也不能住人,只能拿来观赏。所以,这种对建筑垂直感的追求,我认为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到了中国以后,就成了一种现代性的标志,因为它跟我们古建筑的水平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现在追求的是"现代化",摩天楼盖得越高,就说明我越现代。南都周刊:对摩天楼的热衷来源于对"现代化"标志的追求?冯果川:可以这么理解。同时,这种竞赛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表面化倾向。实质上的现代性是一种人本主义,强调个人意志被尊重。但是,我们实际上离人本主义还差得很远。大家也觉得达到这个标准很难,又看不到效果。于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出现了:既然达不到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那就先打造一个现代都市的面貌吧,摩天楼便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符号。南都周刊:中国的高楼竞赛还有个特别的现象:在二三线城市中特别受重视。冯果川:现在许多二三线城市开始积极地投身高楼竞赛,我们正好可以从中发现一种观念的滞后。摩天楼在国外基本已经停滞了,因为它们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发现争盖高楼是一件很不理性的事情,尤其是在经济效益上。所以大家都不再玩这个游戏了,觉得没有意义。人的力量来自于理性,有思维的能力,能够机智地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础。但从高楼竞争里面,我们看不到这种理性。这其实归根于某种冲动,对某种象征性的追求,它其实是跟现代性偏离的。在一个发达国家里,或者在我国一些发达的城市里,许多建筑师已经远离摩天楼,开始寻找一些新的建筑了。而二三线城市却在这时才开始这个风潮,还处于这种冲动中,这恰恰说明了一种观念的滞后性,还停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候正是欧美盖摩天楼的高峰期。南都周刊:国外曾有过类似的摩天楼竞赛热潮吗?冯果川:纽约、芝加哥都曾有过激烈的摩天楼竞赛。那时候的美国人跟现在的中国人有点像,刚刚富起来,野心膨胀。他们的热潮,一是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再到后来,人们对空间的热情就慢慢减下来了,不再拼命地建很高很大的房子。不过,芝加哥也有它特殊的地方,因为它的地貌属于近湖的烂泥地,即使盖矮房子,同样得花大钱打很深的地基,盖高楼反而是更经济的选择。因此它就像一个踩着高跷的城市,所有建筑包括道路都有着很深的地基。纽约的摩天楼呢,根据库哈斯的分析,还出于一种娱乐的目的。摩天楼不像中世纪的教堂,只能让人崇拜仰望。相反,它们是供人攀爬的,可以满足人登高望远的欲望。下一波会是绿色建筑狂热南都周刊:高楼热潮的起因会不会出于土地稀缺?中国二三线城市同样面临这种问题。冯果川:如果是说纽约、芝加哥的话,有这个原因,但我觉得土地问题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当时的人们觉得,终于有一种技术可以冲破重力的影响,将建筑向天空发展了,所以才会如此热衷。那时,土地就算再稀缺也没有现在稀缺,可是摩天楼竞赛在国外发达城市已经很难见到了。从建筑方面来说,如今盖摩天楼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只要有资金,实施起来并不困难。因此它对于建筑师的挑战性并不大。而且最近若干年内,人的价值观有个非常明显的转向,就是要盖低成本、环境友好的、绿色的建筑。这其实跟高能耗的摩天楼是相悖的。挑战高楼,对于环境资源都很浪费,反而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南都周刊:有人认为,楼建到一百米以上就已经失去节约土地和能源的价值了;也有人认为,一幢400米高楼的耗能比10幢40米的高楼加起来的都要小。冯果川:对于楼高对应的能耗效应,我没有确切数字。但你想象一下,在摩天楼的建造过程中,必须把大量材料不断地运到高空,这肯定比起低层建筑要耗能得多。而使用摩天楼时也是如此,人为地不断将人运送到几百米的高空去活动,本身是很没有意义的,更是不经济的。另外,摩天楼高到一定程度时,内部交通所占的面积特别大,大量的空间都得用来做电梯,楼的使用效率变得非常低了。再加上高楼的鞭梢效应,特别是柱状的楼,一到起大风,顶端就会像竹竿一样来回摇晃,这样肯定不能供人使用。因此必须增加一些设施来平衡。比如台北101大厦,楼顶的内部便有类似钟摆的巨型滑块,在起风时利用它自身的重量来平衡大楼的摇摆幅度。这又是一项不经济的做法。南都周刊:从经济角度看,摩天楼很难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冯果川:追求高度的目标何在,已经没多少人说得清楚了。因为地皮太有限,才盖这么高的例子其实是很少的。盖摩天楼的理由已经越来越空洞了。在中国,它不仅仅是追求现代性的表现,也表达了一种对于政绩和面子的欲望。仔细盘点后你会发现,如今居世界前列的摩天楼基本都不是完全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们都在俄罗斯、中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商品经济都不发达,但背后却有强大的权力支持。中国有些地方政府招标,你设计的楼要是不达到多少米,它甚至不批给你。比如长沙某地,政府批地的前提就是,你必须给我盖两百米以上的楼。但开发商也不傻,答应后拿下土地,把能赚的钱先赚了,以后再慢慢给它建。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来,可能根本就没人盖这楼。南都周刊:为何政绩偏爱摩天大楼?冯果川:首先,在人的审美中,苗条高耸的形态才是美的,以前北京的楼很大,就被人诟病为"大笨粗"。其次,高是一个绝对的尺度。如果你说你这栋建筑很新颖、很特别、很美,那是很主观的,没法量化,但高度是很容易比较的。不过,总按别人的游戏规则玩,总是受限制。再高也有个极限,总有人能超过你。所以二三线的城市越热衷于高楼,一线城市就越不感冒,觉得这太土了。你盖摩天楼,恰恰说明你不现代,因为一个强势的政府才会有这种财力和权力来建这样的东西,就跟古埃及的金字塔、秦始皇的长城一样。现在全世界最高的楼是阿拉伯人盖出来的,他们的观念代表现代吗?南都周刊:在摩天楼热潮之后,有什么建筑会取代它吗?冯果川:这个世纪开始出现另一种霸权话语,就是绿色。什么都要讲绿色,这个字眼比摩天楼更时髦,更现代,一线城市对于高楼的热情已经开始被转移了。也许绿色建筑会引发比摩天楼更疯狂的风潮,这不是坏事,但也未必是好事。你会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看起来很绿但实际上未必如此的建筑。也许它们对于环境起到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但它的的确确改变了游戏规则。当然,绿色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没有高度那么清晰。但以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会出现量化标准。我认为,下一波绿色建筑狂热很快就要到来了。冯果川深圳筑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建筑学硕士。现在的人哪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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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高楼不仅是财富和实力的象征,它还被赋予了(保险公估人)和意识形态的身份;它不仅是一栋建筑,它还承载着日渐膨胀的人心;它不仅由钢筋水泥浇灌,也搅拌进了权力、野心与纠葛不清的利益。南都周刊.渐膨胀的人心;它不仅由钢筋水泥浇灌,也搅拌进了权力、野心与纠葛不清的利益。异化的高楼竞赛在西方,大城市的摩天楼不少是公司总部的所在,代表资本的力量;而在中国,城市地标的高楼更像是政府的彪炳功绩。南都周刊记者_黄修毅洪鹄南京上海报道"建好这个楼我才知道,上海的今天不是南京的明天。"开车经过年底落成的南京绿地广场紫峰大厦,眼看着这栋"世界第七高"在后视镜里渐渐拉长,大厦的业主之一,南京国资集团总经理王海涛发出这句感叹。他的话既有欣慰,又有不甘。素以"全国五大都市"自恃的南京,总算有了拉近北上广的高度。但从之前的南京第一高德基广场(二期)的280米呼地拔高到紫峰大厦的450米,城市垂直扩张的速度,又不甘心步浦东陆家嘴的后尘。紫峰大厦采用螺旋结构,对建筑稍微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它脱胎自"美国第一高"芝加哥西尔斯大厦。西尔斯大厦兴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摩天楼热潮,它把芝加哥这座地理上位于美国心脏的城市拔高到443米,迅即打破了一年前(1973年)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创下的"世界第一高"纪录,让林立的曼哈顿摩天楼群,在芝加哥面前要收敛起它睥睨天下的神色。说起来,芝加哥才是摩天楼的摇篮。这个从1871年的一场大火中重生的城市,出于后怕摒弃了传统建筑材料石与木,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用铁与血炼就了一副新的城市骨架。1885年建成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大厦,是世界上第一座采用钢框架的高层建筑。其在当时引起的震动,就像1871年的大火起因一样让人恍若梦中。有人说是一场陨石雨再造了这个"垂直城市",也有人说是一头奶牛踢翻了草棚里的一盏油灯。但惯性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全球第一栋超两百米的摩天楼,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厦的建成,距今已有一百年。世贸双塔的废墟Groud Zero,在人们心里留下的阴影尚未驱散,摩天楼却在中国逆势拔起。武汉长江中心606米,大连绿地中心518米,苏州国际金融中心450米…当富得冒油的迪拜把哈利法塔(原名迪拜塔)高度的秘密憋了五年,九州在建的摩天楼,却一个个事先张扬了"冲击纪录"的欲望。那架势,直让四十五年前正对着纽约帝国大厦,从窗口伸出8mm摄像机挺过八小时的安迪·沃霍尔,也要感到羞赧。"要持续多久?""跟你的生命一样长。"那部讽刺现代商业社会的先锋电影的台词,好像正为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现实配音。"这是一个建筑师的好时代。过去在西方,一个建筑师毕其一生,顶多能参与两到三个摩天楼项目;如今在中国,一个建筑师每十年做两到三个摩天楼,也不稀奇。"SOM建筑设计所诞生于芝加哥铁血重建的年代,其中国区总监周学望(Silas Chiow)如此断言。"从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我们在东北、东南、西南建成的超高层就有10幢。像这样短时间、高密度地建造摩天楼,全球只有我们一家。"绿地集团副总裁许敬自信满满。摩天楼的(保险公估人)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上海浦东相继兴建的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是国内第一轮摩天楼热潮的代表性案例。"1990年代,上海想要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金融中心,政府意识到必须去吸引资本,所以必须建摩天楼。这是一种形象战术。"据柏林城市规划师克里斯蒂安·哈杰回忆,早在民主德国时代,一位在东柏林参观的上海市长,就曾提出看看市中心高层板楼的要求。眼下,"形象战术"的思维在二三线城市形成了跟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自1990年代开始,参与了国内近半数2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项目。据其市场经营部经理陈永佳介绍,二三线城市的摩天楼项目激增,就是在这两年里起的波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陆家嘴为代表兴起的第一轮国内摩天楼热中,多由政府直接接洽摩天楼的建设。时到如今,由政府立项,地产开发商投建摩天楼项目的模式,渐成主流。周学望把中国的新一波的摩天楼热潮比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新泽西州的城市陆续建起了一些超高层,来争夺纽约的市场。"纽约有其自身的问题,它一方面希望持续地提升基础设施水准,来吸引人才和资金;但由于高税率等原因,它又很难阻止部分资源分流到周边城市的新兴CBD区。因为那里租赁价格更低,再加上税费优惠等,对入驻摩天楼的公司来说可以降低运营成本。"这也导致经济景气时,曼哈顿的办公楼也有20%左右的空置率。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政府是兴建摩天楼的主要推动者。摩天楼作为城市地标,被视为向投资者注入当地经济发展的强心剂。但周学望还是指出了这一轮摩天楼热潮和三四十年前美国境况的不同:美国城市的摩天楼,不少是公司总部的所在,代表着资本的力量。"而在中国,城市地标更像是政府的彪炳功绩。"周学望所在的SOM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入中国以来,承担了上海金茂大厦、南京紫峰大厦等项目。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常要花不少时间来降低他们对摩天楼高度的预期。据周介绍,目前在建的天津滨海新区CBD项目,当地政府提出要造600米高,好说歹说才接受了450米的方案。而在南昌绿地中心的项目中,因为政府对楼高的预期从150米提升到250米,投资方绿地集团才再次找到了SOM,因为他们是迪拜塔的设计方。对大楼高度的偏执,在周学望看来,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官员都有其任期,在任期之内他们希望能够显示政绩,而在硬件建设方面的政绩又最显著"。这一论调也得到了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匡晓明所长的认同,"现在比GDP已经不兴了,民生又不容易量化,还有什么比搞摩天楼更显眼的吗?"南京紫峰大厦于渐膨胀的人心;它不仅由钢筋水泥浇灌,也搅拌进了权力、野心与纠葛不清的利益。世界第七高楼出炉记南京紫峰大厦的设计由SOM建筑设计所承担,图为SOM中国区总监周学望。摄影_肖南450米的南京紫峰大厦,原计划是成为"第一高楼",2005年破土时变成世界第五,等到2010年12月开业,排名又掉了两位,滑落为"天下第七"。如果把国内所有建设及设计中的超高层全部纳入,现在紫峰能否保住全国前十都成了问题。南都周刊记者_洪鹄黄修毅实习生雷顺莉南京、上海报道5年前,25岁的姚思源从古城南京出发,前往大洋彼岸的芝加哥读博士。芝加哥,摩天大楼的故乡。姚思源曾在密歇根湖上乘船赞叹过高楼林立的繁华夜景,也在443米高的西尔斯大厦前比画着V字手势留下身影。相比芝加哥高耸入云的天际线,他的故乡南京,天空显得低矮而无争。姚思源记得从南京大学化学楼的教室窗户望出去,北京西路上除了脉脉相连的高大梧桐几无遮挡,平和的视野一直蔓延到鼓楼广场。如今,姚思源不可思议地看着紫峰大厦,后者以450米的高度俯视他,顺带也俯视了西尔斯大厦。在姚思源读博的五年间,西尔斯从坐镇了30年之久的世界第一高楼宝座上跌落下来,先是被台北101超过,然后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再后来是迪拜哈利法塔,姚思源没想到,到了2010年,连南京都可以高出芝加哥一截。448米高的紫金山曾经一直是这座温和城市的制高点,而今紫峰将它悄然替换。在人类建筑史发展到2011年的今天,450米这个数字早已不再令人惊叹。828米的哈利法塔之外,科威特人1001米新的摩天大厦正拔地而起,似乎真的要实现通天塔的梦想。但在8年前,紫峰大厦作为一个设想诞生之初,它曾有过称雄世界的念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提出,进入了新世纪,希望南京能出现一个表现时代特征的伟大作品。伟大作品的梦想最终落定为建一座摩天大厦。六朝古都的南京,在各个时期都留下了辉煌的建筑。王海涛,国资集团总经理、后来紫峰大厦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向南都周刊记者历数:明代有大报恩寺、中华门,民国时期有总统府和中山陵,建国后的南京长江大桥,改革开放后1983年建成的金陵饭店也以37层、104米的高度成为了当时中国第一高。这条骄傲的建筑作品长廊在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戛然止步。而与此同时,320公里外的上海正在用包括建筑语言在内的所有方式表达着"世界,请注意我"。1999年,420米高的金茂大厦在浦东崛起,成为了上海的新地标,并大力刷新了中国摩天大楼的高度。当时的南京市长蒋宏坤提出,南京的地标也应当由建筑来改写。王海涛记得,从一开始就设立了高度要超过金茂的标准。到后来著名的SOM建筑事务所参与设计,定下的最终方案是450米,超过了老牌世界之巅西尔斯大厦。合作"第一高楼"的选址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开始,南京市政府选定的是长江路9号邓府巷地块,此地属于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商圈,紧邻当时已在开发的酒吧街1912,就人气而论毫无问题。但后来,确定了要建在(保险公估人)意义上更为中心的鼓楼A1A2地块。铺开南京地图,鼓楼广场处于市区的心脏位置。中山路、中山北路、中央路、北京西路、北京东路五线交汇,环抱着鼓楼公园。A1A2地块位于鼓楼广场西北角。王海涛告诉记者:"这个地方是南京行政轴线和商业轴线交汇处。南北两端新街口、山西路两个商圈连成轴线,东西两边紧挨着鸡鸣寺旁的南京市政府和北京西路上的江苏省政府。"中心地位一目了然。而且鼓楼也是南京市区海拔的制高点,"比新街口高出了10米有余。"王海涛所在的南京国资集团成立于2002年,以代表政府有效整合、管理国有资产为主要职能,强调"发挥导向作用"的同时努力让资产增值,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第一高楼"地点确立后,南京国资集团以单一竞拍的方式拿到了鼓楼A1A2地块,当时的地价是1.1万元/平方米,总价2.7亿元,是当年的地王。渐膨胀的人心;它不仅由钢筋水泥浇灌,也搅拌进了权力、野心与纠葛不清的利益。盖现代摩天楼,恰恰说明你不现代盖摩天楼的理由已经越来越空洞了。在中国,它不仅仅是追求现代性的表现,也表达了一种对于政绩和面子的欲望。南都周刊记者_胡雯雯摄影_桑田一股偏离现代性的冲动南都周刊:中国许多城市近年争先恐后地上马了诸多摩天高楼项目,据说在建或计划兴建的超过300米的摩天楼有几十座,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冯果川:首先我们得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高楼?摩天楼竞赛是一种游戏,而且它肯定不是中国的产物。中国以前一直是个皇帝制的国家,是一个等级社会,房子是按等级和制式来建造的,人们没有通过建筑去竞赛的意识。而且,中国式的建筑并不追求高,而是追求水平感。在学建筑的人看来,高楼跟中世纪的教堂有关系。那时欧洲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竞赛,大家争相建造更高更大的教堂。像一些比较出名的教堂,比如科隆大教堂、乌尔姆大教堂,都是非常高的,能达到一百六十多米。而且这些高楼完全不是实用性的,它们的尖顶既不能使用也不能住人,只能拿来观赏。所以,这种对建筑垂直感的追求,我认为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到了中国以后,就成了一种现代性的标志,因为它跟我们古建筑的水平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现在追求的是"现代化",摩天楼盖得越高,就说明我越现代。南都周刊:对摩天楼的热衷来源于对"现代化"标志的追求?冯果川:可以这么理解。同时,这种竞赛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表面化倾向。实质上的现代性是一种人本主义,强调个人意志被尊重。但是,我们实际上离人本主义还差得很远。大家也觉得达到这个标准很难,又看不到效果。于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出现了:既然达不到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那就先打造一个现代都市的面貌吧,摩天楼便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符号。南都周刊:中国的高楼竞赛还有个特别的现象:在二三线城市中特别受重视。冯果川:现在许多二三线城市开始积极地投身高楼竞赛,我们正好可以从中发现一种观念的滞后。摩天楼在国外基本已经停滞了,因为它们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发现争盖高楼是一件很不理性的事情,尤其是在经济效益上。所以大家都不再玩这个游戏了,觉得没有意义。人的力量来自于理性,有思维的能力,能够机智地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础。但从高楼竞争里面,我们看不到这种理性。这其实归根于某种冲动,对某种象征性的追求,它其实是跟现代性偏离的。在一个发达国家里,或者在我国一些发达的城市里,许多建筑师已经远离摩天楼,开始寻找一些新的建筑了。而二三线城市却在这时才开始这个风潮,还处于这种冲动中,这恰恰说明了一种观念的滞后性,还停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候正是欧美盖摩天楼的高峰期。南都周刊:国外曾有过类似的摩天楼竞赛热潮吗?冯果川:纽约、芝加哥都曾有过激烈的摩天楼竞赛。那时候的美国人跟现在的中国人有点像,刚刚富起来,野心膨胀。他们的热潮,一是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再到后来,人们对空间的热情就慢慢减下来了,不再拼命地建很高很大的房子。不过,芝加哥也有它特殊的地方,因为它的地貌属于近湖的烂泥地,即使盖矮房子,同样得花大钱打很深的地基,盖高楼反而是更经济的选择。因此它就像一个踩着高跷的城市,所有建筑包括道路都有着很深的地基。纽约的摩天楼呢,根据库哈斯的分析,还出于一种娱乐的目的。摩天楼不像中世纪的教堂,只能让人崇拜仰望。相反,它们是供人攀爬的,可以满足人登高望远的欲望。下一波会是绿色建筑狂热南都周刊:高楼热潮的起因会不会出于土地稀缺?中国二三线城市同样面临这种问题。冯果川:如果是说纽约、芝加哥的话,有这个原因,但我觉得土地问题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当时的人们觉得,终于有一种技术可以冲破重力的影响,将建筑向天空发展了,所以才会如此热衷。那时,土地就算再稀缺也没有现在稀缺,可是摩天楼竞赛在国外发达城市已经很难见到了。从建筑方面来说,如今盖摩天楼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只要有资金,实施起来并不困难。因此它对于建筑师的挑战性并不大。而且最近若干年内,人的价值观有个非常明显的转向,就是要盖低成本、环境友好的、绿色的建筑。这其实跟高能耗的摩天楼是相悖的。挑战高楼,对于环境资源都很浪费,反而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南都周刊:有人认为,楼建到一百米以上就已经失去节约土地和能源的价值了;也有人认为,一幢400米高楼的耗能比10幢40米的高楼加起来的都要小。冯果川:对于楼高对应的能耗效应,我没有确切数字。但你想象一下,在摩天楼的建造过程中,必须把大量材料不断地运到高空,这肯定比起低层建筑要耗能得多。而使用摩天楼时也是如此,人为地不断将人运送到几百米的高空去活动,本身是很没有意义的,更是不经济的。另外,摩天楼高到一定程度时,内部交通所占的面积特别大,大量的空间都得用来做电梯,楼的使用效率变得非常低了。再加上高楼的鞭梢效应,特别是柱状的楼,一到起大风,顶端就会像竹竿一样来回摇晃,这样肯定不能供人使用。因此必须增加一些设施来平衡。比如台北101大厦,楼顶的内部便有类似钟摆的巨型滑块,在起风时利用它自身的重量来平衡大楼的摇摆幅度。这又是一项不经济的做法。南都周刊:从经济角度看,摩天楼很难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冯果川:追求高度的目标何在,已经没多少人说得清楚了。因为地皮太有限,才盖这么高的例子其实是很少的。盖摩天楼的理由已经越来越空洞了。在中国,它不仅仅是追求现代性的表现,也表达了一种对于政绩和面子的欲望。仔细盘点后你会发现,如今居世界前列的摩天楼基本都不是完全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们都在俄罗斯、中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商品经济都不发达,但背后却有强大的权力支持。中国有些地方政府招标,你设计的楼要是不达到多少米,它甚至不批给你。比如长沙某地,政府批地的前提就是,你必须给我盖两百米以上的楼。但开发商也不傻,答应后拿下土地,把能赚的钱先赚了,以后再慢慢给它建。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来,可能根本就没人盖这楼。南都周刊:为何政绩偏爱摩天大楼?冯果川:首先,在人的审美中,苗条高耸的形态才是美的,以前北京的楼很大,就被人诟病为"大笨粗"。其次,高是一个绝对的尺度。如果你说你这栋建筑很新颖、很特别、很美,那是很主观的,没法量化,但高度是很容易比较的。不过,总按别人的游戏规则玩,总是受限制。再高也有个极限,总有人能超过你。所以二三线的城市越热衷于高楼,一线城市就越不感冒,觉得这太土了。你盖摩天楼,恰恰说明你不现代,因为一个强势的政府才会有这种财力和权力来建这样的东西,就跟古埃及的金字塔、秦始皇的长城一样。现在全世界最高的楼是阿拉伯人盖出来的,他们的观念代表现代吗?南都周刊:在摩天楼热潮之后,有什么建筑会取代它吗?冯果川:这个世纪开始出现另一种霸权话语,就是绿色。什么都要讲绿色,这个字眼比摩天楼更时髦,更现代,一线城市对于高楼的热情已经开始被转移了。也许绿色建筑会引发比摩天楼更疯狂的风潮,这不是坏事,但也未必是好事。你会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看起来很绿但实际上未必如此的建筑。也许它们对于环境起到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但它的的确确改变了游戏规则。当然,绿色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没有高度那么清晰。但以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会出现量化标准。我认为,下一波绿色建筑狂热很快就要到来了。冯果川深圳筑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建筑学硕士。现在的人哪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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